戰後初期台灣的民間社會展現了蓬勃的生命力，兩個月無政府時期的民間自治，顯示當時的台灣已形成一個高度成熟的市民社會，但這股力量在二二八事件後被迅速鎮壓，之後我們進入了一段歷史記憶的真空期，一直到1970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與黨外勢力興起終於打破長期以來的沉默，解嚴後「黨外公共領域」的形成與「醫療專業公共領域」的浮現，都標誌了台灣市民社會的再次勃發。

　　本文擬透過戰後台灣的瘧疾根除史來銜接二二八事件之後到鄉土文學論戰之間，台灣民間社會遺失的歷史記憶。透過對當年撲瘧工作之主事者與工作人員的深入口述歷史訪談，本文依不同階段之實際工作內涵、目標與背後相應的人際脈絡，將戰後台灣的撲瘧運動劃分為三期：研究準備期（1946-1951）、防治組織期（1952-1957）、根除動員期（1958-1965）。

　　 從這三個分期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從關鍵領導者、到全省工作人員、到全體民眾不同的動員層次與民眾參與規模的擴大，也看到一個伴隨著民族主義認同與高度專業內涵的衛生論述如何成形，之後在外力的挹注與部分開明官僚的支持下得到操作的機會，並成功獲得民眾的共鳴，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積蓄、激發能量，形塑出一足以與官方力量相抗衡的、屬於民間的「衛生公共領域」。

　　 事實上戰後台灣的瘧疾撲滅運動，可說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民間力量第一次自發性的全民總動員，成功將二二八之後社會壓抑、不滿的情愫做了轉化，塑造出一種新的社會價值，激發出民間巨大的能量，同時開創出以醫療專業為主軸的公共領域，得以延續、滋養台灣市民社會的生成；然而這股力量卻在瘧疾宣布根除後，被國家透過組織改組與遷移順勢瓦解。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瘧疾根除的同時，台灣的家庭計劃運動則方興未艾，在瘧疾根除運動中被激發的民間力量並未就此消失，而在家庭計劃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