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風溼性關節炎是一個慢性發炎疾病，如果沒有妥善控制可能會造成病人的痛苦與殘疾，從二十世紀初始缺乏有效藥物，到二十世紀末免疫生物製劑的誕生，是一個基礎研究轉化為臨床突破的重要疾病模式。類風溼性關節炎的生物製劑研發始於抗腫瘤壞死因子的抑制劑，重要的免疫學知識在1970年代逐漸完備，包括腫瘤壞子因子特性的研究，分子生物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單株抗體的融合瘤技術，然而成為真正商業化產品的過程，不但需要分子生物與免疫學的知識，也需要人類的想像力與製藥產業的臨床試驗執行力。抗腫瘤壞死因子藥物的誕生，反過來推動對於人類疾病致病機轉的了解，包括各種細胞與細胞激素在類風溼性關節炎的相對重要性，腫瘤壞死因子在肺結核免疫上的角色，有無抗體Fc段分子造成藥物特性的差異，甚至抗藥抗體的相關知識發展。跟隨著抗腫瘤壞死因子製劑的成功，後續針對B細胞的莫須瘤(rituximab)，針對介白素六的安挺樂(tocilizumab)，針對阻斷抗原呈現細胞與T細胞交互作用的恩瑞舒(abatacept)等藥物陸續誕生，都可以適用於類風溼性關節炎。這些藥物的誕生又深化了我們對於免疫分子各種作用機轉的了解。然而當我們將前述藥物的運用延伸到其他風濕病如僵直性脊椎炎或乾癬性關節炎，發現只有抗腫瘤壞死因子製劑有效，但是莫須瘤、安挺樂、恩瑞舒無效。直到乾癬的藥物如對抗介白素二十三與介白素十二的喜達諾(ustekinumab)與對抗介白素十七的可舒挺(secukinumab)發展，才讓僵直性脊椎炎與乾癬性關節炎有了抗腫瘤壞死因子藥物之外的選擇。然而生物製劑的發展與運用也面臨各種挑戰，例如生物製劑在類風溼性關節炎的療效反應率無法超過百分之六十(ACR20)四十(ACR50)二十(ACR70)的法則，顯示治療應該有進步的空間，雖然目前有小分子標靶藥物如捷抑炎(tofacitinib)的上市，仍然無法在療效上有大幅突破。此外台灣醫界在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各種伺機感染處理，例如B型肝炎與肺結核的防治上，也有重要的角色，這將是我們未來的挑戰與機會!